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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苏晴坚决反对：“那些正在受苦的患者等不了！”

    关键时刻，大卫的后续评估结果出来了。在随后一个月里，他的PTSD症状持续改善，甚至开始使用义肢进行康复训练。

    “这个技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”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“但不是通过消除我的记忆，而是让我学会与它们和平共处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成为了转折点。随着更多成功案例的积累，质疑声逐渐被证据说服。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主动联系我们，希望开展大规模合作研究。

    在季度总结会上，我看着团队成员们疲惫但坚定的面容，说：

    “我们证明了，科学可以在阳光下进行，真理不惧怕检验。现在，我们要把这个技术带给更多需要的人。”

    弗洛伊德老师注视着我们的讨论，眼中带着深深的欣慰。

    “知道吗？”会后他对我说，“百年前，心理学还在为获得科学地位而挣扎；百年后，你们已经站在了科学伦理讨论的最前沿。”

    是的，我们站在了前沿。但这条路上没有现成的地图，每一步都需要谨慎，每一个决定都关乎未来。

    终极实验的成功不是终点，而是打开了更多问题的大门。当我们能够影响人类最私密的梦境世界时，如何守护人性的尊严？当技术能够缓解痛苦时，如何保持生命的完整？

    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答案，但至少，我们开始了这场对话。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，能够提前思考这些问题的，不是最聪明的人，而是最有责任感的人。

    而我们，选择成为这样的人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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