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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整个演讲厅陷入寂静，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多位资深记者起立致敬，连最持怀疑态度的科学记者也露出了信服的表情。

    但实验还没有结束。

    在随后的心理评估中，大卫破天荒地主动谈起了那场改变他命运的爆炸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当他描述这段经历时，生理指标始终保持稳定——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
    “记忆还在，”评估心理学家在报告中写道，“但与之绑定的创伤性情感反应显著减弱。”

    直播结束后，数据如潮水般涌来。全球超过两千万人观看了实验，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的讨论量突破十亿。科学界迅速分成两派：支持者称之为“心理治疗的历史性突破”，质疑者则警告“这可能是思想控制的开始”。

    最激烈的反对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渠道——某位著名哲学家在《纽约时报》发表评论，质疑我们“剥夺了人类通过痛苦获得成长的权利”。

    那天深夜，我收到了一封特别的邮件。发件人是一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心理学教授，现已98岁高龄。

    “亲爱的林教授：

    今天我观看了你的实验。在我漫长的生命中，见证过太多试图消除人类痛苦的努力，但你的方法与众不同——它不是消除痛苦，而是转化痛苦。

    当年在集中营，正是那些宁静的梦境让我们保持人性。如果当时有这样的技术，或许能拯救更多灵魂。

    请继续你的工作，但要永远记得：技术是工具，而人性的光辉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。”

    读完这封信，我久久不能平静。

    “他说的对，”弗洛伊德老师的声音在夜色中响起，“当年我研究潜意识，也是希望帮助人们理解痛苦，而不是逃避痛苦。”

    随后的日子里，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一方面，患者求助信如雪片般飞来；另一方面，伦理争议愈演愈烈。甚至有抗议者举着“不要控制我的梦”的牌子在哈佛园示威。

    在团队内部，分歧也开始出现。

    “也许我们应该暂停一下，”陈浩在视频会议中建议，“等舆论平息再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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