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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辩论结束后，团队陷入了沉思。艾米莉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我们可能低估了这项技术引发的伦理担忧。”

    Raj补充道：“也许我们需要建立更严格的使用规范。”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我独自在办公室回顾辩论的录像。弗洛伊德老师静静地观察着我。

    “感觉很熟悉，”他说，“当年精神分析被指责破坏家庭价值，催眠疗法被指控操控人心。每个突破性的心理学进展，都要经历这样的质疑。”

    “但我们确实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，”我承认，“当我们可以影响人的潜意识时，界限在哪里？”

    第二天，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邀请最严厉的批评者加入我们的伦理委员会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几位批评者接受了邀请。

    在新的伦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，我们制定了“梦境技术五准则”：

    1.仅用于缓解病理性痛苦

    2.完全知情同意

    3.尊重文化多样性

    4.禁止任何商业或政治用途

    5.完全透明公开

    这些准则后来成为行业标准，但在当时，却在公司内部引发了争议。

    “这等于自缚手脚，”一位投资人抱怨，“我们完全可以先发展技术，再讨论伦理。”

    更让人压力倍增的是，竞争对手趁此机会加快了产品推广，他们的伦理标准明显低于我们。

    在董事会上，我坚持立场：“如果我们现在放弃伦理底线，将来一定会后悔。科学不仅要问‘能够做什么’，更要问‘应该做什么’。”

    最艰难的考验来自一位亿万富翁的邀约。他希望我们为他的精英俱乐部定制“快乐梦境”服务，开价足以解决公司三年的资金需求。

    团队内部产生了分歧。陈浩认为可以接受：“只要不用于医疗，就不违反我们的准则。”

    但苏晴坚决反对：“一旦开了这个口子，我们就背离了初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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