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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会议不欢而散。那天晚上，我独自在办公室思考解决方案。弗洛伊德老师静静地出现在房间里。

    “很有趣的冲突，”他说，“就像我当年与实验室心理学家的争论。他们追求可测量的数据，我追求深层的理解。”

    第二天，我重新组织了会议。这次，我让每个人先分享自己选择这个领域的故事。

    艾米莉谈到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祖母，Raj讲述他在印度乡村见到的心理健康服务缺失，田中分享了日本传统文化对梦境的独特理解。

    “我们来到这里，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，”我总结道，“只是走的道路不同。”

    这次分享会打破了隔阂。随后的工作中，团队成员开始主动学习彼此的“语言”。艾米莉参加临床培训，Raj学习编程基础，田中则为大家讲解不同文化对梦境的理解。

    突破发生在一个周五的下午。艾米莉和 Raj一起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设计，将先进的算法与临床实践完美结合。

    “我们管它叫‘临床智能’方法，”艾米莉兴奋地解释，“既保持科学的严谨，又兼顾临床的实用。”

    这个合作成果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振奋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田中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跨文化视角，使研究设计更具包容性。

    随着团队的成熟，我们开始承担更复杂的研究项目。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与非洲原园所在的机构合作，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梦境干预的效果差异。

    视频会议上，原园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特殊情况：“这里的患者更相信梦是祖先的启示，我们需要尊重这种文化信仰。”

    这个信息让团队陷入了深思。苏晴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：“也许我们可以把干预设计成‘与祖先对话’的形式？”

    这个想法得到了团队的一致赞同。在随后的研究中，我们确实发现，尊重文化信仰的干预方式效果显著更好。

    “科学的普适性不是要抹杀差异，”在一次团队讨论中，我说，“而是要在差异中找到更深层的统一。”

    团队的成果开始陆续发表。最让我骄傲的不是论文的数量，而是每篇论文作者列表中体现的多样性——中国、美国、印度、日本、英国，真正实现了跨国界、跨文化的合作。

    然而，挑战也随之而来。随着团队规模的扩大，管理工作的比重不断增加。经费申请、进度协调、矛盾调解......这些事务性工作占用了大量研究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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